红阳是三伏潭的一个村。
在不少广东创业的仙桃籍服装业主眼里,那是他们很多人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2008年中秋夜,广州花都,朵以服饰公司。《天下仙桃人》栏目组以《广州有座仙桃城》为题,如实记录了这个以仙桃人为主体的企业。拍摄中,董事长林银发接到了很多仙桃籍企业家的电话,内容大都是问候。
其中,李品贵的问候,他很在乎。
他对林银发说:“我特别怀念在‘红阳’的日子,感谢您的培养。”
李品贵所说的红阳,就是朵以——公司员工大多数来自红阳村,很多人习惯性地称它“红阳”。
几年前,他也在“红阳”打工,月薪1200元。现在,他是一个拥有自己服装品牌的老板。
林银发对他的称赞是掩饰不住的:“那么多在朵以干过的,品贵最让我长脸!”
谋生走四方
13岁那年,李品贵辍学了。
家里兄弟姐妹六个,他排行老四。父亲给他下了死命令:“你要去学一门手艺,将来好自己谋生。”
就这样,一个13岁的乡村少年成了裁缝铺的一名学徒。
学徒生涯是从锁扣眼开始的。幸运的是,他是师傅的第一个徒弟。
虽然再也没有踏进学校,争强好胜的他似乎有些明白了:“不读书,再不学门手艺,将来就真的没有半点出息了。”
因此,学就学好成了他这时最强大的信念。
那个年代里,他这样的乡村青年是很难看到时装书的。偶尔捡拾到一本画报,他如获至宝,拿起粉笔就开始捉摸模特身上的那身衣服。
日子一长,他悟出了一些门道,觉得自己还有些天赋。日复一日地,他照模特打板、做成衣,师傅看在眼里,啥也没说。
转眼到了16岁,乡镇企业红火的年代来临了。作为师傅最优秀的弟子,师傅给了一句话:想去就去吧!
进工厂不久,他担任了车间主管。厂里成立精品组,管技术的厂长一眼瞧中了他,给了一套模板:“好好负责。”
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,新事物层出不穷。今天这个人也开量身店,明天那个人开量身店,都是做衣服,也赚钱了,他在心里也活动开了:这个我也能做啊!
他去了宜昌,想法简单:“别人开店,我也要开店。”
他选择了做工作服,在别人还骑着17岁的单车到处晃悠的年岁。
结果是父亲预料中的。没有客户源,开店的激情被现实的冰冷降温。
好在有个师弟在沙市,生意似乎还不错。就这样,他来到沙市,大师兄开始给小师弟打工。
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,跌跌撞撞地走在创业的路上,心里却美:只要能赚着钱就行。
笑傲“拦路虎”
1987年的汉正街,正是汉派服饰的上升期。
听人说生意好做,李品贵决定:去汉正街!
虽然手头没什么钱,此时的他已是七八个学徒的师傅。
很快拉起了自己的队伍,去了汉正街,雨林巷。
十八台缝纫机摆放在逼仄的房间里,再用竹子搭一间楼,上面住人,下面搭棚作为工作间。
生意却始终不见有大的起色,传说中的第一桶金距他很遥远。
还继续做下去吗?1991年,他碰到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块“天花板”。这一年,他开始四处找出路。哥哥知道后,带他去了海南。他想留下来,哥哥不让,觉得他不够沉稳。
闷声不响,他找了个量身店应聘,在海南岛当起了裁缝。3个月后嘀咕开了:这个店我也可以开呀,为什么要打工呢?
说干就干。他找哥哥拿了3.5万元,从老家请了四个人,也开了家量身店。店面的地理位置很好,一开店就火了,每天营业额在500元上下,旺季达到六七元,淡季也有300来元。
他没想到,就是这样一个小店,让自己在海口做了三四年,传说中的第一桶金不期而至了。
当时的海口有一个小的批发市场,他并不知道,直到给一个老板送货才发现。钱壮英雄胆,当下就活动开了:这个我可以自己做啊,凭什么给别人送货呢?
创业的心永不停歇
想到就做,立马租了一个夜市场的摊位,自己做服装自己卖服装。到第二年夏天,很轻松地赚了20多万元。
他开始想着大干一场。一次性投入自己全部的资金,陆续订了5个铺面。他的盘算很清楚:“光是转让铺面,就可以大赚一笔了。”
踌躇满志时,坏消息却来了:海口市政府开始实施旧城拆迁,开发市场的老板跑掉了。
一夜之间,钱扔进了水里。他不相信,一个人在铺面前睡了2天2夜,等着老板回来。
“像打了一闷棍一样,一点信心也没有了。”无奈之下,他再次从头做起,回头去做量身店。
结果让他更丧气:他再一次遇到拆迁,铺面来不及搬迁就被拆掉了。连续两次打击之下,他顿生退意:还是回汉正街吧,趁手上还有点本金。
有人跟他说:其实武汉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,你何必舍近求远呢?他一想:也是啊!就以2.7万元的年租租了一个档口,却忘了自己的短板:没有客户资源。
1996年,惨淡经营不到两年后,他的7万元钱基本亏光,赔了个干干净净。在老板的行列里,这是一次彻底的“裸奔”。
而这一次,已是他第二次败走汉正街。
创业先打工
三次失败,让李品贵开始重新审视自己。
若干年后,谈起那段失败的经历时,他仍然心有余悸:海口之败,败在心态膨胀,求财心切;汉口失败,败在盲目,在对市场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决策,工作没有做细。
也是这三次失败,让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:任何一件事情的投入,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去碰,更不要花心,你一定要碰的话,就老老实实从头到尾弄清楚。
1996年下半年,李品贵再次决定撤离汉正街。“不做生意了,再去做手艺。”他一度放弃了创业的念头。
此时的广州,服装业发展红红火火,他来到广州,进了老乡朵以林老板的工厂,帮助做基建。那是草创初期的朵以第一次搬厂,之后,朵以从一个小厂开始扩展,管理人员愈发不够。林银发想找个人帮忙,李品贵应了。
最初,李品贵仅仅只是帮助管理车间,但他多留了心眼,利用一切的机会偷师。当时厂里的设计师是个女孩,每次车板都会把板样交给他。每次他都仔细分析:这个板好在哪里?我跟她的差距在哪里?
尽管很努力地分析设计师的板样,5个月了他还是一无所获。有一天,设计师赶工,来不及擦掉板样上的辅助线,厂里负责裁板的朋友正在上通宵班,看到后立即把他从床上揪了起来。接过有辅助线的板样之后,他一下子就明白了。
第二天,他在仓库找到废布,比照前一天晚上悟出来的东西,学着做了一次,然后把成衣挂在模特上面。不出几天就让老板看到了,问他:这是谁做的?李品贵说是自己,老板有些诧异,称赞了他几句就没再说什么了。
1997年,设计师要求涨底薪与提成比例,超出了老板的底线,决定换人,就问李品贵:你再打一次板我看看?
李品贵意识到,机会来了。他连夜打板连夜做,到凌晨3点多时叫起老板,一看,放心了。当年10月,他开始负责公司设计部和行政管理,一天只睡3到4个小时,几乎负责公司全部的环节。
1998年,他酝酿着要自己创业了,对朵以老板说:我要开厂了,您最好现在开始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。
老板有些为难:公司刚进入正常运转,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合适的人?
李品贵很坦诚:“我是您培养的,万一公司找不到合适的人,有什么事我随叫随到。”
辞职后的半年里,他依然是朵以的“一员”,只要公司需要,他就会出现。
这一点,让一些老板感慨:“辞了半年多,还这么为前老板打算和卖力的人,不多见!”
转型广州城
再次创业,是在1998年8月28日。
李品贵负责技术,资金由搭档去找,定位是外单。
1998年,他迎来了自己第一个重要的合作者,那是一名台商。
在白马的档口,刚起步的生意很冷清。台商在这里逛着,寻找合适的合作者。出于对流行的敏感,李品贵的设计制作风格令他眼前一亮,认定那就是自己需要的。台商对他们的设计和生产很满意,当时就要求合作,走单到沙特阿拉伯。
李品贵觉得不可信,但还是想着试一试。台商也不客套:“你打几套样本过来”。他做了,双方一拍即合,订单随之而来:第一单5款,各240套。李品贵留了个心眼:一套加了30元的利润,要求对方30%的订金先打过来,自己好用这笔钱买面料。当时工人工资是半年一付,李就用客商的订金作为流动金,半年下来,赚了近百万,从此跟对方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。
随后的几年内,他和搭档的日子简单而饶有兴致:采购、构思、打板、裁剪、走货,虽然有些辛苦,利润却是看得见的。通过三年累积,他的基础渐渐牢固了,问题也来了。
2002年,竞争激烈。外单欠款多了,利润率低了,订金也少了,原来30%的预付款也变成了一周回款,高峰期欠款达到800多万元。怎么办?直觉告诉他,得转型了。
“中国13亿人,是最大的服装消费市场,需求总是有的,只是层次相对低一点。如果有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商业品牌,可以让企业生存得更长久。”打定主意后,他跟搭档分了家,自己另辟内销市场。
这其实是一次二次创业。
台阶高,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板型。他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,回家躺在床上,感觉哪些板型有问题,就叫爱人穿给自己看,研究哪儿不对该怎么改进,老是担心洗水后缩水、裤型不对等,总在琢磨怎么改进技术,怎么突破技术难度。
200多个工人,50%贴牌,50%订单,在没有好的设计师的情况下,由爱人与客户沟通,他确定先做成都市场,成功后再推到其它地方。其后的几年里,哪里的生意不好,他就飞去那里:确认到底是什么产品,是市场还是渠道的因素。就这样,公司的产品不断调整,渐渐做到了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。
“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,每一个拥有一席之地的服装企业都是十分努力的”,他说,“这个行业相当辛苦”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一季产品跟不上客户,第二季客户就会失去信心,“产品始终在变,在更新,你跟不上,就落后了,你再不追,就面临出局的危险,市场就会淘汰你。”
2009年,公司旗下品牌奥斯缤奴女裤销了40多万条,客户呈螺旋式上升。“我的目标是整合好一切资源,走专卖路线”。他说。
这,将意味着又一次转型,也不亚于又一次创业。
面对未来,他很冷静:“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成功人士,只是觉得创业最重要的在于心态。在任何行业、任何一个领域,要做到一公分的宽度,一公里的深度,你才能在这个市场里长久生存和发展。”
如今,他的创业仍在继续。
(叶珍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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